杏嵐旭長鷹

         1967年夏，剛從師範學校畢業，同學阿旺與我分發至台北市某國小任教，阿旺擔任四年級女生班導師，我則擔任一年級級任導師。

    有一天，學校一位中年女同事前來找我，說她輪派到板橋教師研習會美勞科受訓三週，因需照顧家庭，無法離家那麼久，為受訓一事不勝煩惱，希望我能代替她去受訓。我怕耽誤自修考大學的時間，所以婉拒了。

    後來那為女老師，透過阿旺來拜託我，原來這位女同事，正是阿旺的學生家長。阿旺都開口了，我也就沒再堅持，而且，我在師校時對美勞原本就很有興趣，所以就答應她了。

 結訓返校教書數日後，發覺同事們怎麼都對我不理不睬，敬而遠之，不若往日的熱情，我感到十分納悶。私自反省，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或得罪任何人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內心至為痛苦。於是阿旺幫我詢問同事，才知近日有情治人員打了數通電話到學校，調查我的資料。同事們認為我一定是去受訓期間，做了什麼違法亂紀的事，或被認為思想有問題，以致個個不敢與我往來。

 民國五十年代，是所謂白色恐怖時期，被認為思想有問題是件極為嚴重的事情。受訓期間除了受訓同學，並無接觸任何陌生人士，所以我自信清白，阿旺也認為我一定是被冤枉，所以一直站在我這邊，不斷幫我探詢消息來源，希望能真相大白，好讓我沉冤得雪。陷此孤獨而惶恐不安的日子裡，阿旺的鼎力相挺，是我唯一的依靠。

    接著幾天，阿旺與我盡量留在辦公室，希望能親自接到情治人員的電話。有一天，電話終於響了，阿旺先幫我接，對方說是要找我，阿旺聽那口音，似乎有點熟悉，阿旺想再聽清楚一點，於是回答說：「陳老師在隔壁教室，您找他有什麼事？」對方說：「我是某某調查單位，想找陳老師問問話。」阿旺請他稍候，然後我就接起電話，對方說：「你是陳某某老師嗎？」我回答：「是的，請問有什麼事？」對方說：「你最近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，希望你明天穿戴整齊，會有記者來訪問你，而且你也會上電視。」然後對方就掛上電話。

接完電話後，阿旺告訴我，他覺得對方口音有點熟悉，不知在何時何處聽過。想了又想，他突然想到那聲音好像是那位中年女同事的先生。因為他們的女兒是阿旺班上的學生，阿旺為教學需要，曾到他們府上作過家庭訪問，因此與這位先生有數面之緣。

可是，我代替他的夫人去受訓，理應感謝我，為何要如此誣陷我呢？我與阿旺還是不解，然而事出必有因，經阿旺仔細回想，或許與另一件事有關。

話說結訓後，那位女老師為表示感謝，想請我及阿旺到學校附近的玉成戲院看場電影。我婉拒了，可是阿旺說：「如果對方請的是西門町大戲院，你拒絕沒關係。現在人家請的是學校附近的小戲院，不去不好意思，會被誤以為我們嫌她沒誠意。」我覺得也有道理，就答應了。

那天，放學後，女老師又帶了一位中年女老師做伴，請阿旺與我四個人一起去看電影，然後請我們吃碗麵，就各自回家了。

阿旺想想，應該就是這件事惹禍，因為阿旺曾經耳聞，那位先生平時醋勁很強，可能知道他的夫人曾請我看電影而生氣，然後假冒情治人員騷擾我。猜想事情原委後，我的心情放鬆不少，但也感到氣憤難平。

 第二天，那位男士果然又打電話到學校辦公室找我，他說：「你準備好了沒？等一下電視記者就要到了，你要據實以告。」我很氣憤地回答說：「楊先生，你一定誤會我了，請你到學校來看看我，我還不到二十歲！」我講到這裡，對方就掛上電話，不讓我繼續說明，但也從此不再來電騷擾。

 雖然這個事件就此平息，但為顧全那位女同事的面子，我不便對同事說明事情原委，許多同事有好長一段時間，都對我保持距離，讓我感到很無奈。

 回想這段剛出社會工作的年輕往事，當時雖然非常痛苦與困擾，但也教了我一課，從此對人際關係的處理就更為謹慎。此外，每每想到在最孤獨、最無助的時候，阿旺無畏被牽連的風險，始終與我並肩作戰，協助我渡過難關，真所謂『患難見真情』。